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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歌为什么现在是禁歌,只是缺乏依据的传言

国际歌为什么现在是禁歌,只是缺乏依据的传言



现在在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个谣言,称“国际歌第三四五段在中国禁唱”,流传甚广。

经四月网网友提醒,有网友曾经在图书馆借过中国出版的欧仁·鲍狄埃诗集,其中“国际歌”收全了六段,而且下面有注解,一般只唱1.2.6段。因此俺查到了两个版本的鲍狄埃诗选汉译本,一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3月的版本,另一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9月的版本,两个版本都全译了鲍狄埃的“国际”这诗篇,并对国际歌只唱1、2、6段作出了解释。而且,新华网也有专门关于国际歌汉译的说明文章。据网络上对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3月的版本中国际歌的解释为:

“在他写下那首著名的《国际歌》17年后,也是在他逝世后的第二年,1888年6月比他年轻32岁的法国工人作曲家皮埃尔·狄盖特发现了这首诗词,并以满腔的激情在一夜之间为《国际歌》谱写了曲子,并在里尔的一次集会上指挥合唱团首次演唱,很快这支战歌便迅速的传遍整个法国,之后便从此传遍世界,它成了世界无产者最热爱的歌,而从法国越过千山万水,传遍全球。1890年出现了西班牙译文的《国际歌》,1899年被译成了挪威文,1901年出现了德文、英文、意大利文的《国际歌》,1906年正式传入了俄国,为了便于传唱,翻译这首歌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柯茨只选择了六段歌词中的一、二、六三段,1923年瞿秋白将它从俄文翻译成了中文,因此我国所唱的《国际歌》也只有三段。如今,《国际歌》早已响遍全球,它将永远激励着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团结战斗、奋勇前进。”该文注解为:这首诗写于五月流血周以后。一八八八年由法国工人作曲家彼埃尔·狄盖特谱曲,广为流传,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除叠句外,世界各国一般都选唱其中的第一、二、六段歌词(截图上有刊误,把“六”误印成“五”了,这里纠正。笔者注)。这三段歌词通用的汉语译文,为适应曲谱需要,有的诗句与原意有一定出入。为了让读者了解原诗的面貌,本诗译者在尊重通用译文的基础上,按原文对有些诗句作了修改。该文注解为:这首诗写于五月流血周以后。一八八八年由法国工人作曲家彼埃尔·狄盖特谱曲,广为流传,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除叠句外,世界各国一般都选唱其中的第一、二、六段歌词(截图上有刊误,把“六”误印成“五”了,这里纠正。笔者注)。这三段歌词通用的汉语译文,为适应曲谱需要,有的诗句与原意有一定出入。为了让读者了解原诗的面貌,本诗译者在尊重通用译文的基础上,按原文对有些诗句作了修改。

由此可见,并非中国禁唱国际歌第三四五段,而是世界各国一般都选唱其中的第一、二、六段歌词,这和“禁唱”完全是不同的观念。所谓“禁唱”是通过法令强制别人不能唱某首歌,但事实上中国并没有颁布过“禁唱国际歌第三四五段”的法令,我想某些人要在大街上大声高唱国际歌第三四五段也不会被强行禁止的。因此,所谓的“国际歌第三四五段在中国禁唱”显然又是某些人别有用心制造的又一起谣言。

据新华网新华资料上“《国际歌》及其中文译者”一文中记载(链接: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7-11/15/content_7078808.htm?),1920年10月10日至12月5日,广州《劳动者》周刊(广东省共产主义小组主办)第2~6号分四次连载的《劳动歌》可能是《国际歌》最早的译本。译者署名列悲,据说是黄凌霜与区声白合署的笔名。该文译全了六段。而1920年11月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主办的《华工旬刊》,及1923年《小说月报》第12卷增刊《俄国文学研究》上也都曾出现过未曾署名的《国际歌》中文翻译。

首先有署名的《国际歌》中文版本应该是郑振铎留下来的,名为《第三国际党的颂歌》,发表在1921年9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专刊上。这两段诗与后来流行的《国际歌》中文歌词有诸多相似之处,而且是诗的形式,没有附曲,不适合唱颂。

1920年11月7日,瞿秋白赴莫斯科考察俄国十月革命途经哈尔滨,应邀参加哈尔滨工党联合会庆祝十月革命3周年纪念大会,当主持人宣布开会时,全体起立群情激昂地高唱俄文的《国际歌》。这是瞿秋白生平第一次听到《国际歌》。到了苏联后,瞿秋白在采访过程中,在工人集会上,在国际大会上,屡屡听到大家引吭高歌《国际歌》,他自己也学会了俄文版的《国际歌》。1923年,瞿秋白从苏联回到国内,担任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主编,同时着手翻译《国际歌》。当时,瞿秋白住在北京他的堂兄家里,守着一架风琴,开始翻译《国际歌》。他一边弹奏风琴,一边反复吟唱译词,不断斟酌修改,直到顺口易唱为止。法文“Internationale”(国际)这个词,如果译成中文,只有两个字,而这个音节有八拍,不易唱好。经过再三琢磨,他采用音译“英德纳雄纳尔”。如此,词和曲和谐地融为一体,朗朗上口。同年6月15日,瞿秋白将从法文译过来的《国际歌》歌词和简谱发表在《新青年》的第一期(复刊号)上,这便是我国最早能唱的《国际歌》。由此可知,我国最早能唱的《国际歌》是瞿秋白先生翻译俄文的歌曲,俄文的歌曲只有第一、二、六段歌词,因此中国的《国际歌》也只有第一、二、六段歌词。

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国际歌》曾经是前苏联的国歌(1944年为苏共党歌),那么上面“为了便于传唱,翻译这首歌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柯茨只选择了六段歌词中的一、二、六三段”的解释是合理的。大家知道,升国旗时要奏(或唱)国歌,国歌太长显然是不适宜的。而第三国际将这首只有一、二、六段的《国际歌》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歌曲也是适宜的,不因歌曲亢长要唱许多时间。那么《国际歌》只唱一、二、六段已经是种习惯,现在某些人制造出所谓的“国际歌第三四五段在中国禁唱”的谣言又是何用意呢?!!

而我们今天在各种集会上所传唱的《国际歌》,则是1923年诗人萧三在莫斯科从俄文版转译,陈乔年(陈独秀次子)配歌,副歌译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1920年5月,萧三作为“新民学会”会员前往法国,当他和他的战友们第一次听到法语《国际歌》的时候,热血沸腾,产生了把它翻译成中文的心愿。1922年冬,萧三从巴黎来到莫斯科。第二年暑假,他与陈乔年一起,根据法文歌词,并参照俄文译词,译配了《国际歌》的词曲。萧三后来回忆道:“记得那时我们译一句词,配一句谱,积累而成三段正歌与副歌的整个译词,由当时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中国班的同志练习唱会了。”随着“东大”会演唱《国际歌》的同志们先后回国,这个译词也就被带回中国并传唱开来。萧三回到延安后,在延安文艺工作者的帮助下,又完成了歌词的修改、重译。“延安版”的《国际歌》一直唱到上世纪60年代初。1962年,中国音协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有关专家,对《国际歌》译文重新加以修订。但其中“ International”一词,萧三曾拟略加修改,把副歌中的“英特纳雄耐尔”改为“共产主义世界”(我记得最终应该为“共产主义理想”。笔者注),即由音译改为意译。但此后各种出版物仍照原样排印,保持首创于瞿秋白的音译不变,其实这也是全世界所有译文都完全按照音译的一句歌词。

新华网新华资料上还有“到底谁是《国际歌》的第一个汉译者”、“《国际歌》中文译词的演变”等资料,大家可以自己去查阅。

      我也注意到人民网上“湘辣故里”网友关于“现在传唱的歌是1962年由中共中央审定的,考虑到最好三段所谓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整个诗歌的一般被拦腰截断。”的说法,这样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这里产生的联想是,由于《国际歌》最好的三段有所谓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所以没唱或禁唱,但事实上这只是传言,并没有正式的考证,缺乏依据。况且,中国一直以来都是按照前苏联只唱一、二、六段《国际歌》的习惯,中国翻译的鲍狄埃诗选并未隐匿“国际歌”第三四五段,事实上中国也从来没有把鲍狄埃的“国际”这诗篇中的第三四五段翻译成歌词(诗为适应曲谱需要要进行改编),所以,并不存在“国际歌第三四五段在中国禁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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