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援蒙受冤屈的原因及启示(一)节选
《马援传》部分译文
有一次,马援生病卧床,梁松前来探望,一个人在床前参拜,可马援不答理他。梁松走后,马援的儿子们问其父:“梁松是皇上的女婿,在朝中尊贵无比,公卿以下没有人不忌惮他的,大人您为何单单对他不以礼相待?”马援说:“我和他父梁统是朋友,他虽显贵,怎能失其长幼之序呢?”梁松由此怀恨在心。
建武二十四年,武威将军刘尚出兵征伐武陵五溪的少数民族叛乱者,因深入敌后,全军覆没。于是,马援再次向光武帝请求出兵。此时,他已六十二岁,帝怜念他年事已高,没答应,他请求说:“我还能披甲上马。”光武帝就让他试试,他就跨马上鞍,回头看光武帝,以示还能行。帝笑着说:“真精神啊!这个老人。”于是派马援率领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带领从十二个郡招募来的士兵及从监狱释放的刑徒共四万多人,征讨五溪的反叛者。
马援连夜与相送别的人诀别,对他的好友杜愔说:“我享受皇上的厚恩,可年纪已近暮年,常怕不能为国事而死,如今方随吾愿,我虽心甘情愿,只是担心您的儿辈或许有人在我军中,难于调动,只是担心这事啊!”
第二年春天,部队到达临乡,遇到贼人攻打县城,援率兵迎击,打败贼人,斩首二千余级,其余贼众逃入竹林之中。
起初,军队驻扎在下隽。有两条道路可以(击敌),取道壶头,好处是路途近,不足之处是水流湍急(难行船);取道充,好处是道路平坦,不足之处是路途远。
当初,光武帝对此也犹豫不决,等到部队到达这儿,耿舒的意见是走充这条路,马援认为走充这条路,耽误时日,浪费粮草,不如走壶头,还能扼其咽喉之处,充这条路上的贼人就会不攻自破。把这事报告给皇上,光武帝采纳了马援的策略。
三月,取道壶头,进军击敌,贼人趁其地势,据高固守关隘,此地水流湍急,船只不能逆水而上,又赶上天气炎热起来,士卒多染疫而死。马援也染上了病,部队被困于此。援就命令士兵,在河岸高处挖窑洞,作为住所,用以避暑。
可贼人还常常登上高险之处,鼓噪呐喊来骚扰,马援也时常拖着病体来观望敌情。身旁之人为他的悲壮行为而哀痛,且人人为之流泪。(这时)耿舒给他的兄长,好畤侯耿弇写信说:“以前,我上书给皇上,应当取道充击敌,充这条路虽远,粮草难运,可士兵还能用得上,军士也都争先奋勇。可现在在壶头这路上,大军被困在这里不能前进,大众的心情极不舒畅,在此等死,实在可惜。以前到达临乡时,贼人无故前来,如果趁夜攻击他们,就可以彻底歼灭,可伏波像对待西域胡人那样,每到一处,即停下来,因此失利。现在,果然发生了疾疫,皆如我先前的预料。”耿弇收到书信,就奏明皇上。
皇上派虎贲中郎将梁松乘驿马,前去问责马援,还代理监军之职。正赶上马援病逝。梁松久怀对马援的不满之愤,就趁此事陷害他。皇上大怒,追回给予马援新息侯的印绶。……
季保的同伴给皇上上书,替季保辨冤,说“季保行为轻浮,扰乱民众,伏波将军在万里之外写信,以季保为反面教材来告诫教育他的侄子们。可梁松、窦固却认为伏波交结(私党),这种作法将会煽动轻薄与不诚实的行为,进而败乱全国。”书奏给皇上,帝即刻召见梁松窦固,批评他俩,并将“讼书”和“诫子书”拿给他俩看。梁松与窦固面对皇上叩头认错,以至流血,才得以没对他俩治罪。
早先,马援在交趾(今越南北部),常吃薏仁米,薏米的功用,能使身体感到清爽,减少欲望,还能承受得住瘴气的入侵。那儿的薏仁米,颗粒大,马援心想弄些运回中原做为种子来种植。军队回来时,就满载了一大车,时人都认为是南方的珍宝异物,权贵们也都眼巴巴望着(既羡慕又眼红)。因为马援正得宠,也不敢说啥。到他死后,就有人上书,诬陷他那时载回的都是珠宝、犀牛角之类。连马武、於陵侯侯昱也给皇上写奏章,说出运送物的情状。
光武帝看后,更加愤怒(认为马援还是个贪财之人)。马援的妻妾们惶恐不安,害怕到不敢把援的尸骨运回原籍埋葬,只能在洛阳城西买数亩坟地槁葬了事。所有的朋友,没有一个人敢来吊问。
侄子马严和马援的妻儿们用草绳自我梱绑成一长串,来到朝廷请罪。光武帝拿出梁松的书信给他们看,才知道因此获罪。
之后上书诉冤,前后共六次,言辞非常悲痛、恳切,再后来,才允许安 葬。
(二)蒙冤的原因
《马援传》作者范晔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其戒人之祸,智矣,而不能自免于谗隙。”就是说,马援能够帮助他人免除祸患,很有智慧。可是,不能自我免于被小人的谗言所害。就说明他蒙受冤屈是小人进谗所致。
从传记中,可以看出,陷害马援,被追收回新息侯印绶的,不光是梁松一人,还有耿舒、耿弇、马武、侯昱及一些没有点明名字的上书污陷他的人。
为什么这些人要陷害他呢?梁松与他有仇,可其余的人呢?俗话说: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上人多心不平。
从马援的人生轨迹可以看出,他也是普通人出身。虽然他的曾祖马通曾经封侯,可因事获罪被杀,以后几代人都成了普通人。一个出身普通家庭的人,能因军功,步步高升,直至封侯,不可能不引起他人的眼红,甚至是忌妒。必定会有利益冲突者。
从传中可以看出梁松与窦固就是此类人的代表。在梁松到他家探病之前,就诬陷他那“诫子书”是结交私党,不就说明,他们之间已有利害冲突吗?尽管皇上为此批评了梁松,可他们之间的矛盾并非已经解决。在梁松借援有病时还能前来看望他,至少能表明松与援之间还能保持表面上的和气。而马援却用冷漠不答理松的态度对待,连自己的儿子也心生不解。致使梁松从内心深处生恨,为后来的报复埋下祸根。
这足以表明,马援的心里毫无防备他人(小人)的意识,还不能以礼待人,导致与松的矛盾加深,最后害了自己。如果他能借松前来探望自己,礼貌待人,缓和已有矛盾。恐怕梁松也没有了陷害自己的心理动力。这是其一。
促成马援蒙冤的还有耿舒、耿弇兄弟。在进击武陵蛮夷的作战中,耿舒是他的部下,并且还是扶风老乡。由于作战部署方面的不同意见,出现了分歧。这种太常见了。应该做的是,各自说明理由,认真听取对方意见,认真分析利弊,最后采纳正确的。可他们之间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上报皇上,让皇上定夺。
谁知世上的事情实在难以预料。马援的军事决策出现了问题,导致失败。耿舒的家信,使其兄耿弇上书皇帝,皇上又派松责问马援。
此中,也可以隐隐约约看到马援的对待下级的关系。再从事后耿舒将责任全部推给马援,也说明上下级关系不和谐,并使得自己的下级演变成说自己坏话的小人。这是其二。
1958年8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庐山会议上,就马援征湘西一事发表议论:“封建时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相隔太远,遇紧急措施,专之可也。马援打常德五蛮、水苗,年老了,一定要打,害了病,毫无办法,少数民族厉害得很。汉兵无纪律,内部矛盾,将领之间,硬无办法,只好妥协。用皇帝诏书宣抚,讲和,赦免。洛阳太远,假传圣旨。这种事可作,所谓矫诏。”从毛主席的论断中可知,马援当时是有矫诏的,也会成为小人攻击他的罪证,毛主席认为可作,可光武帝并没有毛泽东那样英明啊!如果马援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先矫诏,随后立刻派人向皇上说明情况,做到防范小人进谗。或许能免。这是其三。
造成马援冤枉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光武帝心偏听偏信。马援对后汉的功劳是显著的。皇上对他也很关怀。在他请求出击蛮夷时,皇上还“愍其老”,不让他去。可一但策略失当,战败失利,皇上马上翻脸,派人责难,而对梁松的诬陷,不知皇上是怎么就相信了啊?对一个对国家立过大功,并且已为国家而献出生命的大功臣,连他生前的政治荣誉都要撤去。足见光武帝是个偏听偏信之人。
(三)对后人的启示
马援蒙冤,对后人,尤其对马姓后人,应该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首先,启示后人:害人之心不可有,而防人之心不可无。
如何防人,主要是防备小人。而谁是小人,脸上又没有刻字。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要自律之外,应该做到和睦待人,不与人结怨。对已经有了矛盾的人,要力争及时缓解矛盾,勿使其进一步升级;不做易使人产生误会的事。比如,马援从交趾(越南北部)运回薏米实,心想用作种子的事。一个大将军,运回一大车东西,普通人是不会认为运来的不是宝物而是一车农作物种子的,是会使人误会的。假如回来以后,向皇上汇报,让政府出面引进种植,哪能会有后来的结果。
其次,正确处理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的关系。生活中,不论从事何种职业,都可能产生不同的见解,不同的主张,不同的策略。孰轻孰重,哪对哪错,不经实践,是难以断定正确与否的。古人说:“和而不同”,就是要做到对不同意见的人,也要和睦相处,不能因见解不同而发生矛盾,导致结怨。生活中发生此类事不在少数。
再次,处理好上下级的关系。总体上说,一个人处在社会生活中,必然会有上下级。
对上级,当然以服从为主。当遇到上级有错时,如何办,就很需要智慧了,是个人认为上级错,还是客观上上级就是错的,是上级明知是错还坚持错,还是并不知道是错,前者可能是你固执己见,而后者可能是你唯上是听,不论是非,或者是上级有目的的试探。
对待下级,应该尊重他们,使之能充分发表意见,进而择善而从。对那些意见不够正确的人,也要和善对待,避免造成下级认为自己是独断专行的印象。
还有平级关系,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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