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羽冲偶得古兵书翻译（刘羽冲偶得古兵书的启示）

人如其读

王俊良

“人如其读”，是成功学鼻祖塞缪尔·斯迈尔斯，在成名作《自助》一书中，告诫世人的读书箴言。将“其所读”与“其人”等量齐观。意在解决怎么读，读什么的问题。

怎么读？说到底，是对文化的态度。比如，对“圣贤”书，跪着读还是坐着读？跪着读，一概仰视“圣贤”，将他们的话奉为圭臬。这样读，结果是读成只懂应声的腐儒；坐着读，一讲科学与平等，就会质疑。

那么，坐着读就能成就人生吗？论坐着读，梁元帝绝对算得上。而且，每日进读，旁置纸笔，一有心得，立即记下。据《梁书》载，梁元帝五岁能诵《曲礼》，及长，“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正是这位“坐着读”的梁元帝，在都城江陵将被西魏攻陷时，无“御敌之策”，却“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人问“战败为何焚书”？梁元帝答“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将失败归罪“读书”，足见梁元帝之迂。此恰与戴震之读，形成鲜明对照。戴震十岁，读书“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据《戴东原先生年谱》载，塾师授《大学章句》一书，至“右经一章”以下，戴震问塾师：“‘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朱文公所说’。即问：‘朱文公何时人？’曰：‘宋朝人’。‘孔子曾子何时人’？曰：‘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几何时矣’？曰：‘几千年矣’。‘然则朱文公何以知然’”？尝梁元帝读书有此一问，何来焚书之叹？

当然，满足于坐着读不跪着读的梁元帝，怎能理解戴震“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蔽人”深意。王夫之批梁元帝，“帝之自取灭亡，非读书之故，而亦未尝非读书之故也”。其为读而读，耽书、耽酒与耽色者同，“无高明之量以持其大体，无斟酌之权以审于独知，则读书万卷，止以导迷，顾不如不学无术者之尚全其朴也”！

这里，王夫之提出“读什么”的问题。袁中道《游居柿录》有个故事，足以说明“读什么”的重要。明代李贽请一名有些文字功底的小僧当书童，其“每见龙湖称说《水浒》诸人为豪杰，且以鲁智深为真修行，而笑不吃狗肉诸长老为迂腐，一一作实法会”。久之，小僧“与其侪伍有小忿，遂欲放火烧屋”。李贽说他几句，小僧愤然“李老子不如五台山智证长老远矣，智证长老能容鲁智深，老子独不能容我乎”？袁中道将此归结为“痴人前不得说梦”，余谓之“人如其所读”者也。

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亦有一“读什么”的典型。说沧州有个读书人刘羽冲，他“偶得古兵书，伏读经年，自谓可将十万。会有土寇，自练乡兵与之角，全队溃覆，几为所擒”。之后，“又得古水利书，伏读经年，自谓可使千里成沃壤。绘图列说于州官。州官亦好事，使试于一村。沟洫甫成，水大至，顺渠灌入，人几为鱼”。刘羽冲其读，与梁元帝近似，然梁元帝在“耽”，刘羽冲在“显”。纪晓岚评曰“泥古者愚，何愚乃至是欤”！

张潮说，“善读书者，无之而非书。山水亦书也，棋酒亦书也，花月亦书也”。可惜，梁元帝“死读书”，刘羽冲“读死书”，嵇康、李卓吾“读书死”。然“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人如其读，一如布罗茨基所说，“我坐在这里，并不完全是我自己。我是我所读过和所记得的东西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