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唐·韩愈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 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一生两次遭贬。《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是他第二次被贬途中写下的。公元818年,唐宪宗派遣中使到凤翔法门寺迎佛骨。819年,佛骨迎至京师,唐宪宗令“御楼以观,昇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在这场敬佛的闹剧愈演愈烈之际,韩愈秉笔直书,写下了《论佛骨表》上呈朝廷,劝谏唐宪宗“以此骨付之有司,我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不料一片忠言反而招致杀身大祸,盈裴度等人说情,才免去死刑,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这就是韩愈的第二次遭低,侵于王命的韩愈不敢迟延,在“恩除潮州”的当天,就“奔驰上道”了。当他到达离长安不远的蓝田县时,他的侄孙韩湘赶来同行。韩湘的到来,犹如在韩愈波澜送起的心海中又投下一块石头,于是他写下了这首动人心魄的抒情名篇。
韩愈在诗中抒发了一种既悲且愤的情感。悲,显见于颈联和尾联;愤,则主要表现在前四句。首联写愤还较为含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干。”诗人在叙写遭贬原因的同时。也流露出些微的艾怨和抗争——仅为一份奏章,何至于惩处得这样迅疾又这样严酷呢?领联“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则在明言自己的冤屈和愤慨,为自己作理直气壮地争辩。上书为的是除“弊事”,自己的见解并没有错;“除弊事”为的是圣明天子,动机也是光明磊落的,我何罪之有呢?现在既然已经无罪遭贬,那么好吧,我宁愿捐弃衰朽之身,也不改初衷!
当然,诗中的“悲”和“愤”是水乳交融的。主写愤处有悲,从“路八千”、“衰朽”、“残年”等处,读者可以感受到诗人的惨戚。主写悲处亦有愤,“好收吾骨瘴江边”一语固然是对韩湘的嘱托,但其中又何尝不包含着作者决绝的态度呢?
悲,诚能引发人们的同情;愤,则使读者生出敬重之心。读了这首诗,人们不仅同情诗人的不幸遭遇,更为诗人的刚直不阿、老而弥坚所感动,平添几分凛然正气。我们不妨这样认为:正是流落在字里行间的既悲且愤的感情,使这首诗获得了壮美,并在同类诗中独占高格。
叶燮在《原诗》中说;“韩诗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验之“左迁”一诗,这则评语也是确当的。写困顿而不萎靡,写哀伤而不消沉,这固然和作者的情怀襟抱有关,但是如果没有高超的艺术技巧,诗作也难以臻于此境。通读全诗,人们会发现它笔势纵横,开合自如。首联直陈非罪远谪的原因,颔联紧承其上,表明被贬前后的心迹,到了颈联又宕开一笔,写眼前之景,尾联则向韩湘交代后事,和颔联紧紧相扣。寄寓其中的悲愤之情,时而飞瀑直泻,时而盘旋冲决,宛如三峡之水,从顿挫中获得了更强的力度。
假若瞩目诗句,人们又会发现它“取景以大”的特点。“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一联可以作为代表。诗人以“横”字状秦岭之广。以“拥”字状积雪之高,以“马不前”表征前路的艰危,境界的确是阔大的。无怪人们读后虽然领略了诗人那彻骨的哀伤,却没有多少低沉之感。至于“路八千”“九重天”这些短语,同样因为极言道路的迢遥、丹的高崇而带来廓大的气势。
钱仲联先生认为这首诗“卷洪波巨澜于方寸,能产生撼动人心的力量”,确是的当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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