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对帝王的过失毫不留情,对重大事件的评述客观公允不夹杂私人感情。更为重要的是,整部书的撰写和评论,完全是站在历史学家角度来进行,司马光就像是大草原上驾驭一匹汗血宝马的伟大骑手,信马由缰,毫无羁绊。《资治通鉴》中几乎找不到刻意避讳、隐晦含混、担心触怒皇帝、不愿映射朝局等委婉措辞,都是秉笔直书,几乎毫无顾忌。官方修书但是不需要拍皇帝马屁的事情,在帝制历史上应该仅此一例。比照一下清初修《明史》,饱学鸿儒们如何绞尽脑汁隐晦避开女真人在明朝历史上称臣朝贡的经历,就更能知道《资治通鉴》因为出自大宋朝,因为出自司马光,所以如何幸运,又如何伟大了。
司马光之后,南宋的李焘撰写《续资治通鉴长编》,延续《资治通鉴》记录北宋朝历史,这部书从文笔到记录方式等,虽然达不到司马光的高度,但是对研究北宋历史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客观的说,文笔也很不错;清代毕沅等人撰写《续资治通鉴》,记录两宋和元朝的历史,文笔尚可,但是讨厌的满清人把史书上熟知的历史人物名字,特别是金国、蒙古和元朝人的名字改的乱七八糟,读起来非常不方便。比如读《续资治通鉴》的时候,你要知道清朝人说的“特穆津”就是我们熟悉的“铁木真”,清朝人说的“蒙扣赉”,就是我们熟悉的“蒙哥”,元世祖忽必烈,清朝人称之为“呼必赉”,等等,不胜烦扰。所以读这部书,很多注意力会被这些乱七八糟的名字给牵制。
无论如何,司马光之后,诸多史家希望模仿甚至延续《资治通鉴》的笔法和辉煌,但是就如二十四史都在模仿《史记》却无法超越一样,司马光和他的《资治通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宋神宗因为太喜欢《资治通鉴》,为其书写了《御制序言》,正是这不经意的一篇序言,拯救了我们民族历史上这部伟大的巨著。哲宗亲政以后,绍圣年间,以章惇、蔡京等奸臣为首的新党余孽疯狂打压元祐旧党,这股邪风一直到了徽宗朝“元祐党人碑”达到了高潮。这期间,元祐党人被打翻在地,不但身败名裂,子孙后代永不录用,连存世的作品都要毁灭殆尽。为什么苏东坡写了那么多文章、那么多诗词、那么多书画作品,现在真迹却寥寥无几,看过“东坡文化展”的人都以在茫茫书画中找到东坡先生的一两幅真迹字画为幸运。除了宣纸不易保存之外,更重要的是章惇、蔡京这伙奸臣贼子大肆毁坏当时尚存的元祐党人的文字书画作品,东坡先生的很多真迹都是那个时候毁掉的。搞党争搞到要毁灭民族文化的地步,可见这些所谓新党都是些什么货色了。司马光是旧党党魁,他的作品更是在毁灭范围之内,万幸的是神宗这一篇御制序言,让以熙丰新党自称的奸臣集团不敢下手,这才侥幸为我们民族留下了这无法复制的史学鸿篇。
回到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这一年英宗病逝,十九岁的神宗赵顼即位。赵顼是一位非常有想法的皇帝,他内心深处一定非常想要达到太祖武功、太宗文治的高度,他就像在黑夜中寻找光明的冒险家,他不在乎怎么走,不害怕走错路,因为他还年轻,他的帝国可以在他的指挥之下肆意驰骋,而他需要的,只是一盏指路明灯。
这一年,与李谅祚有矛盾的西夏大将嵬名山投降大宋,因为彼时宋、夏基本上保持了和平相处,所以司马光主张不要接纳西夏叛将,不要轻易为了一个人打破边境的和平态势。可是年轻的神宗不接受,他接纳了嵬名山,还给他赐名赵怀顺。后来的历史证明了,神宗岂止是不介意接纳西夏叛将,他的终极理想是完成祖宗们没有完成的事业,那就是消灭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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