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有园
暑假里一个闷热的下午,我和几位茶友正坐在村里公园旁的一间小店里,吹着扇,喝着茶,聊着天。
突然,门口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只见他正从电动三轮车下来,车就停在店门口,车上横躺着几个空的圆形桶装罐,看样子,他是刚送水回来并路过此处。
哦,来者是“水佬”,我们的老熟人,只见他身材健硕,短发方脸;上穿蓝色t恤,胸口处写“添添饮水”,颜色金黄,格外醒目;下穿七分牛仔裤;光着脚。在夏天,在工作送水时,他喜欢光着脚,走路时也不怕小石子硌到脚而脚疼,可能是凉爽胜于脚疼吧?也可能是习惯了就好吧?真是个怪人!
“水佬,听说你赌‘六合彩’被抓到大有园拘留所去了,怎么才几天就出来了?”一个茶友半开玩笑地问道。
“是啊,你也知道了。本来要拘留15天的,但后来因为赌博被抓进去的人多了,牢房里床位不够,人满为患,于是我和几个赌资少的难友就被提前释放了。”水佬先愣了一下而后尴尬地答道。
接着,茶友们热情地招呼水佬坐下,倒茶,喝茶。
“水佬,在牢房里有被别人打吗?”我关切而好奇地问道。一提起牢房,我头脑里就会出现“监狱风云”里的恐怖血腥的打斗场面。
“没有啊!”水佬肯定地回答。然后,他生怕我们不相信,还迅速站起来,在我们面前转了一圈,接着说:“你们再认真看看,没穿没烂,我身体棒棒的,像被人打过的样子吗?你们的看法过时了,今天的大有园很讲文明的……”看到他憨态可掬的样子,我既想笑又感到惊讶,因为我记忆中的“大有园”并不是这样的……
起初,“大有园”这个名字,这个地方,是我听父亲说的。“大有园”位于东莞市大朗镇大有村境内,故得此名。在我父亲年轻的时候,他也在那里被关押过两次,那时候,东莞还只是一个“县”,大朗镇也不叫“镇”,是叫“公社”,大有园也不叫“拘留所”,叫“收容站”。当时,那个地方是专门收容关押“逃港仔”(铤而走险、蹈海求生逃亡香港的人)的地方。
当年逃港的时候我父亲才18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在我父亲的记忆里,那个年代,那个地方,是他青年时期里的一段既痛并快乐着的难忘记忆。我曾听他说,那里是一重又一重的荔枝林,林中有一条窄小弯曲、颠簸不平的黄泥路,路的尽头就是大有园收容站。那是一处四面环山的地方,满眼所见的都是荔枝树,林中有高墙围绕,很高的墙上还有铁丝网缠绕着,收容站拱形大门的门楣上镶嵌着红色的几个大字“大有园收容站”,门口有一个手握钢枪的威严的解放军战士守卫着。
这是我父亲第一次被抓进去看到的情形。记得那年是1964年,由于国内赶英、超美的“大跃进运动”直接引发了三年的“自然灾害”,导致千万民众受冻挨饿,苦不堪言。另外,其时恰逢香港经济起飞之际,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问题,港英当局开始实施新身份证申请政策,新政策规定,凡成功抵达市区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这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成功逃港者”的合法身份,从而怂恿了更多的人去“逃港”。于是在那年,农历新年过了没多久,村里就有很多年轻人商量着准备去“逃港”,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当年我父亲去逃港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要到香港去找他的爸爸(就是我后来的爷爷,我的爷爷是在1957年逃港的),和他的爸爸一起在香港赚更多的钱寄回家里来,让家里妈妈和弟妹们生活过得好一些,不再受冻挨饿。
第一次去逃港,他心情既兴奋又忐忑,更害怕妈妈担心,于是与弟妹商量、隐瞒着去逃港的事情。接着,他和同村的两个伙伴秘密准备着,其实准备的东西也很简单,吃的东西只有炒米饼和年糕干,穿的是一套已有很多补丁的棉衣裤和一双有点破损的浅绿色军鞋,带的是一只陈旧的帆布袋(袋里装着手电筒,因为电池昂贵不耐用,平常日子是不舍得使用的)。
出发那天,他们选择在凌晨三点出发。那晚月色朦胧,他们小小翼翼地躲开村里的巡逻队出了村口,然后就大步流星般朝着南面山的方向走,他们知道,只要翻过南面山就可以看到梧桐山,梧桐山的后面就是香港了。翻过梧桐山,穿越边界铁丝网,游过深圳河,就到香港了。到了香港就能得到香港身份证,就是香港人了,就可以赚到很多的钱了!因为他们心里怀着发财的梦想,于是越走越快,天刚亮的时候就到了南面山,稍作休息后继续上路,太阳下山之前就到了梧桐山并躲藏在山中的密林中。他们计划,等到入夜之后,再借助夜色的掩护偷越边境线。可惜计划没有变化快,入夜后,解放军边防战士牵着狼狗来巡山,不一会,狼狗似乎嗅到躲藏在黑夜里、树丛中众多逃港仔的气味,不停地“旺旺”喊叫,于是边防战士握着钢枪拿着电筒开始搜山,这时,黑暗中的众多逃港仔心生莫名的恐惧,慌忙中四处逃窜。我父亲与两个同伴也混杂在逃窜的黑影中,黑暗中慌不择路地躬腰跑着,路上也不知摔倒过多少回,后来三个人就跑散了。我父亲后来曾说,那时,因为害怕,他的挎包和电筒都跑丢了。后来怎样?在山脚下,我父亲被抓住了,他的另外两个伙伴不知所踪。再然后,边防战士就把众多的逃港仔(也包括我父亲)押送到大有园收容站了。当第一次听我父亲说他逃港失败的经历时,我心里既为他感到可惜又暗自高兴。因为这是他的不幸也未尝是我的有幸,如果没有他的不幸,哪来我的有幸来到这个缤纷的世界呢?
“你被关押在大有园了,后来是怎样出来的?”那时,我好奇地问他。
“是被打出来的!几十个人被关押在一个狭小的牢房里,想要找一个宽阔空间站着也难,更别说睡了。再加上当时的我年轻气盛,结果在被关押的第一个晚上就与别人打架了。先是口角,后来小打,再后来引起打群架,整个牢房大起哄,我被打倒眼角、嘴角不停地流血……”他滔滔不绝地说。听到这一刻,我不觉惊呆了,心想多么恐怖的大有园收容站啊!
“第二天下午,因为打架受伤,我就被提前释放了,可能当时的收容站也没有条件医治被打伤的人吧。”
“既然这样,为什么你后来还要去逃港呢?不怕被抓到吗?”我再次好奇地问他。
“第二次去逃港是被逼的,我是不想去的,但是为了带你的云姑和兴姑(也是他的两个亲妹)过去,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了。”我父亲说道。后来,他还告诉我,先前跟他在梧桐山走散的两个伙伴成功偷渡到了香港,拿到了香港身份证,之后他们还写信回来报平安,信中还告诉他一个“秘密”——在梧桐山背后的边境线铁丝网上有一个“偷渡黑点”,那里的铁丝网下有一个隐秘的小洞口,可能是被别的逃港仔挖出来的,那天晚上他俩就是从那个小洞口钻过香港去的。当他知道这个灵通的“情报”后,再加上妹妹的多次恳求,所以就有了他的第二次逃港经历。于是,春节过后,他就信心满满地计划和两个妹妹去逃港了。但是这一次,出发前,他就答应他的妈妈(也是我后来的奶奶)的条件,只带两个妹妹过去,自己留下来,因为家里需要他这个“大人”留下来进行劳动生产。穷家孩子早当家,那时的他虽然年纪轻轻,但已是村里有名的“驶牛耕田”的好把手。一切都准备好了,于是在春节过后的一个晚上,他带着两个妹妹出发了。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他们很快地翻过南面山,来到了梧桐山。在夜色的掩护下,他们躲藏在一片茂密的树丛中,计划等待时机出现就偷越边境线。“时机”就是等待边防巡逻战士的搜山行动,过了不久,如同一年前的历史重演,搜山开始了,只见一束束光照亮夜空,如同一把把长长的会发光的剑在黑暗的山谷中乱砍乱劈,使人害怕极了。光亮越来越近,犬吠声也越来越响,在这时,他再次叮嘱妹妹要小心躲藏起来,等待机会再偷渡过去。得到确定的回答后,他就轻悄悄地躬着腰向着光源点摸过去,快要接近时,他就猛然从树丛中跳了起来,故意弄出巨大的声响吸引狼狗的注意,当确定光源和狼狗被吸引后,他就用尽全力朝山下跑去,其间也不知摔倒过多少次,最后他还是在山脚下被抓住并被押送到大有园收容站。
“怪不得,有一次,云姑从香港回大陆来,说起这件事来,她跟我说当时幸好有你把边防战士引开了,要不她们也到不了香港,她说很感谢你这个‘舍身护妹’的好哥哥!”我半开玩笑的说道。
“那是肯定的,要不是我,她俩过得了去吗?”
“第二次进大有园时有被别人打吗?”
“没有。可能是‘护妹有功’而运气好吧,也可能是我在收容站里认识副站长的缘故吧。原来收容站的副站长是我们桥头人,他在我第一次进去时因为打架事件就知道我了,说起来他还是我家的远房亲戚呢。于是,牢房里的人看到我有站长的关照就不敢欺负我了。”我父亲接着说,“后来,站长知道我是‘驶牛’好手,于是特别关照我,让我专门负责收容站的‘驶牛’工作。原来在收容站的背后有一大片的农田,收容站的粮食都是自给自足的,而主要的劳动力就是收容站里的‘劳改犯’——就是那些因犯错被抓进来进行劳动改造的人。于是,我就在收容站里边劳动边改造。清明节过后,秧苗茁壮之时,我就因为表现良好而提前释放回家了。”
“今时不同往日了,你以为还是50年前吗?”突然水佬提高了音量说道。于是,他的说话声把我从“回忆”中拉回到“现实”中来。
水佬接着说:“牢房里规定,每天晚上,每一个时辰,都要安排两个人坐在房里的前后值班看守纪律,到点了就叫醒另外两个人轮换。拘留人员有统一服装,每人都有编号,轮值制度编排得当,一切都有规有矩,不能乱来。墙壁上还挂着拘留所的各项规章制度,违反就会受到处罚,所以谁也不敢违反……”
“铃…铃…”这时我的微信电话提醒声响起,拿起一看,是儿子催促我回家吃饭。这时天色已暗了下来,于是大家也各自回家去了。
对于这一次因赌博而被抓的“难忘”经历,水佬就心血来潮般说过一次,在往后的日子里,无论谁问他,他再也不肯说起了,可能他后来还是意识到自己“因赌博坐牢”是多么丢人的事吧,于是乎再也不愿提起这伤心的事了。“大有园”真是让他刻骨铭心的地方啊!但愿我同辈中人再也不要像他人一样梦想一夜暴富而沉迷赌博,关到“大有园”!但愿我的后辈们不要像我的父辈们般因生活所逼而离乡背井去“逃港”,远离“大有园”!愿我的父亲在慈祥的地母怀抱中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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