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洋楼”的百年记忆

20世纪初叶，几名外国友人带着崇高的理想和对信仰的崇拜，不远万里来到一座小城，在贫瘠落后的小县城，先后建起了华北基督教长老会、华北神学院、华北弘道学院、华北医院、华北孤儿院，传播科学文化和西方文明，一时使名不见经传的的小城，成为北方最高学府，国内外知名的教育圣地，城市的大街小巷漫步着来自全国各地和东南亚、朝鲜的留学生。百年过去了，经过历史的尘埃和战争的洗礼，当年一度辉煌的华北“五北”，只留下了一段段残坦断壁和几座西洋小楼，书写着逝去的辉煌历史。

洋务运动的兴起，打破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历史，西方一些先进的理念和开放的思想纷纷涌来。1901年来华的牧师罗密阁从潍县乐道院来到滕县传教，先是买了数间瓦房作为布道所，后又买了一所宅院，开办福音堂，进行传教活动。1913年，罗在北关外，购置大片土地盖了宿舍楼，（今仍在一中南院教师宿舍院内石墙的二层楼房），这时美藉牧师申乐道，道德贞（女）相继来滕，又盖了能容千余人的礼拜堂（草屋顶）；遂后，又筹资建起了崇桢女子学校（原名崇道堂）、女孤贫院、麻疯病医院。

华北弘道院，是美北长老会传教士狄乐播为纪念其兄狄考文而设立的，所以又曾叫“考文中学”或“狄考文学院”。狄考文是美国宾夕法尼亚人，1863年年底来华传道，1908年在青岛去世，葬于烟台，实践了他把一生奉献给中国——住在中国、死在中国、葬在中国的誓言。狄考文的弟弟狄乐播此前受兄长感召亦来中国传教，并在兄长去世后用狄考文身后遗款购地在滕县创办新民学校，新民学校的学制、课程设置与普通中学相似，这就是华北弘道院的前身。

1901年，慈禧太后下诏变法，颁谕各省兴办大学。应山东巡抚袁世凯之请，美国著名教育家、传教士赫士前往济南，在1个月之内就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省立大学——山东高等学堂。还协助袁世凯创办邮政、报纸等新兴行业，开始在学校推行歇礼拜天的制度。赫士先后获得了天文、法学、汉学、神学四个博士学位，清廷因他功劳卓著赐他为进士。赫士博士精通汉语，光绪年间曾著《天文初阶》等多部科学史学著作，所著书纯用文言。

1904年—1919年赫士任齐鲁大学神学院教授。 1922年赫士将其在山东潍县创办的华北神学院迁至滕县，与弘道院共用一处校园。华北神学院在赫士的悉心经营下成为北方最有影响的保守派神学院。他不仅教学传授先进的科技文化天文历史等知识，另外赫士博士还译有24种科学书籍。

华北神学院和华北弘道院的学制、课程设置与一般大学无异。两所学校的教师互有兼课，学生也可以相互听课。不少学生在弘道院毕业以后，升入华北神学院或齐鲁大学继续学习。华北神学院的到来显然让弘道院获益匪浅。自然开滕县风气之先，最高时在校学生多达200余人，女生占三分之一，可谓极一时之盛。起初占地仅80余亩。后来与神学院合在一起，扩大到300余亩，有教堂、钟楼、藏书楼和作为教职员工住宅的6座西式洋楼等，二十多栋建筑连绵一片。据说，每当上课和礼拜的时候，钟声袅袅，声播十里，时人艳羡地称之为“北大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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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内建筑有教学大楼、藏书楼、礼拜堂、教授楼十三座，校园全为园林化，学生宿舍皆为平房五大排，朝南背河环境极幽美。弘道院初为四年制，理论偏在道学。毕业后可直接深造济南齐鲁大学与北京华北工学院。华北弘道院与神学院，在一校园内，两院教师有的双方兼职，故弘道学生可去神学院听自然科学与文学、哲学,神学院学生亦可来弘道补习英文与语文等。

华北神学院的宗旨在于为中国基层教会培养领袖，其生源遍布中国十余个省份，乃至朝鲜与南洋。1927年，华北神学院的学生数达到186人，成为中国学生人数最多的一个新教神学院。院长赫士还经常聘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来院讲演，开展学术交流活动。1934年9月请美国巴尔好施博士来院讲道；1935年4月请美国耶鲁大学神科科长韦格尔博士讲演宗教教育。

赫士从美国请了一位工程师，经过精心设计完成了神学院的主题建筑：前面是三间大建筑物，中间是一间礼拜堂，是戏院式的设计，所以任何一个位置均可以看到讲台。上面左中右均有小楼，礼堂内可坐一百五十人，楼上可坐一百人。左面是一座两层楼的建筑物，楼上是图书馆，楼下是一间能坐一百五十人的大礼堂，每逢赫士博士授课时全体四级的同学均去听课。右面也是一座两层楼的建筑物，分为四间课室，每一间可容纳一百五十人，大礼堂的地下室是厨房及饭堂。整座大楼既宏伟壮观又经济适用，凝聚着赫士匠心独运的大智慧。

华北神学院从1919年9月创办，到1952年11月合并到金陵协和神学院，在33年的办学历程中共培养了大约一千名毕业生，在香港、韩国、台湾、南洋爪哇等地区和内地主要城市建立起校友组23个。

1881年出生在美国伊利诺斯州的修女护士道德贞，1918年左右从大洋彼岸的教会筹得善款来到中国，最后定居在山东滕县。在此期间，她办起了女孤贫院，免费招收贫困女孤儿入学。又从美国的教会组织筹得善款，建起了鲁南、苏北地区第一所基督教会麻风病医院——滕县基督教会医院（滕州北坦麻风村）。据说，是山东当时规模最大患者最多的麻风院。

道德贞亲自把流落荒野的麻风病人接回自己创办的医院，亲自给他们擦拭伤口。她不戴口罩，也不戴手套，她和他（她）们亲如兄妹、姐妹。好景不长，日本人发动侵华战争初期，作为中立国—-美国公民，道德贞多次被占领滕州的日军告知“非常时期，不能保证她的人身安全”，令其离境。

1939年左右，道德贞到南京为麻风病人筹款时再次收到日本人发出的劝离警告。她返回滕州后，将她从教会筹到的钱换成硬通货币—-银元，转交给当地的几位绅士，嘱托他们用这笔钱照顾好院里的病人。

麻风病人知道她要走了，大伙忙活了一夜为她赶出来的衣服。那件衣服是用很多布条缝制的，每一个布条上，都写着一位麻风病人的中国名字。她在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悲伤的时候她穿上那件奇特的百衲衣，留下了她在中国土地上的32年的最后一张照片。她走后，滕州绅士黄以元等人用她留下的银元买下麻风村附近的一大片土地，土地租给附近农民租种，每年收上来的租子用来维持麻风病人的治疗和饮食开支。解放后麻风医院由政府接管，先后更名为“山东省第九康复医院”、“山东省第三康复医院”、“山东省北坛医院”。1957年由济宁地区接管，改称“山东省济宁地区皮肤病防治院”。1978年由于行政区划，更名为“枣庄市北坛皮肤病防治院”。

《滕县卫生志》载，新中国成立前后，滕县基督教会麻风医院是山东当时规模最大、收容患者最多的麻风病院，从1918年至1951年，共收容病人1400多人。道德贞1942年被日本人赶出中国后，乘瑞士客船回到美国。回到芝加哥，她在芝加哥大学附近成立了中国研究生中心进行传教。 1949年，她在家中为不断增长的中国学生开了一个教会。50年代中期芝加哥大学收购了她得房子，中国中心才停止运行。

滕县保卫战开始，全城大多数居民纷纷逃至南北校楼，要求庇护，学校收纳约两千五六百人，维持到1940年（当时日寇与美国关系未破裂，故不来骚扰）川军在滕县保卫战中付出大量伤亡，县城沦陷时有十五、六位川军伤员爬进神、弘两院，（当时无墙，只有铁丝栏，伤势都很重，有的断腿，有的折臂，当时美籍牧师何赓诗(此人同情抗日）把他们隐藏起来，带着张岩珠及张兆玉大夫（张曾是护士），打着星条旗去华北医院取药与敷料，让张负责包扎，随时换药，其中只一连长伤重死亡，其余全部被治愈，过了一年多，有文化的如李冶松，让他在弘道上学。没有文化的如陈某、宗某等留校分在伙房干杂活，回四川的付给路费。

战争结束后，校铁丝栏外丢有十余支枪支以及弹药，学生拾起来，藏在何赓诗的楼下地下室内。1939年秋后，中共八路军已在东部山区活动，开展抗日工作，当时八路军干部于公来联系，由王成等带领弘道学生张志诚、洪兆祥、郑宝善等交鲁南抗日义勇队。并曾于1938年县城沦陷后，配合共产党派来的干部炸毁北沙河大桥。

1943年日军占领神、弘两院。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日军逮捕华北神学院全体美国传教士，运往潍县乐道院日军集中营关押，1944年赫士病逝于集中营，终年87岁。赫士去世后，埋葬在滕县华北神学院以北的耶稣林（现已不存在）。他的夫人和儿子仍在中国教学。1945年底，八路军占领滕县，1946年初，华北神学院在江苏徐州复校。1948年底，淮海战役爆发，徐州亦沦为战区，华北神学院再度南迁到江苏南部的无锡。弘道中学亦南迁常州。

迁移到台湾的赫士的高足胡洪文先生，为继承并发扬华北神学院的历史和精神，带领大家于1991年圣诞节在台北恢复了华北神学院，并担任复校后的院长。目前，走过近百年历程的华北神学院，在台北市已拥有20余位中外籍教师组成的教授团队，开设有学士班、硕士班、博士班等多学科的高等学院。

就像我国许多著名中学甚至大学脱胎于教会学校一样，滕州一中的前身为华北弘道院。历经百年沧桑，滕州一中已成为国内知名的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这与当时国际友人的无私奉献有着紧密的联系。麻风院也在历经一个世纪的风雨和炮火的洗礼中已失去了最初的光彩，但掩映在葱郁大树丛中的小洋楼，其历史的记忆和丰富的造型，记录着一个多世纪沧海桑田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