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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晏列传文言文翻译(管晏列传原文及翻译注释)

管晏列传文言文翻译(管晏列传原文及翻译注释)



《史记·管晏列传》是齐国两位宰相管仲与晏婴的合传,一位是兴国之相,一位为承平之宰,晏婴晚管仲百余年。

司马迁借传主管仲之口讲述其与鲍叔牙“管鲍之交”的故事,提出“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的观点,对管仲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却着墨不多。

司马迁通过对比方式展示管晏的不同:管仲任相,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晏婴任相,君行正道,顺(君)命而为,(君)不行正道,则斟酌办理(君的指示)。

管仲富于公室,有三归、反坫,奢侈僭越,司马迁没有提及管仲的后代,却写了鲍叔牙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晏婴力行节俭,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三世显名于诸侯。

司马迁一边评价“管仲世所谓贤臣”,一边借“孔子小之”,说孔子认为管仲格局不够;对于晏婴,司马迁却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如果晏婴在世,我做他的车夫,也满心欢喜对他仰慕有加。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在任鲁国大司寇审理的每一个案件,他都非常慎重,为避免差错,孔子将判词与别人共同讨论,对讨论结果他会择善而从,不独断专行。

而孔子在撰写《春秋》时,他认为该记入的事一定要写,该删削的内容则勿需保留,即使像子夏这样长于文辞以文学列于孔门十哲的弟子,也不容置喙。

后世称孔子写《春秋》,“一字之褒荣于黼衮,一字之贬严如斧钺”。一字褒贬,微言大义,这种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文字被称做“春秋笔法”。

司马迁写《史记·管晏列传》,通过阅读两人的著作以察其言,通过两人的轶闻趣事以观其行,口无臧否,皮里春秋,令管晏之别立显。

苏轼的父亲苏洵在其《管仲论》中提出:“管仲死,竖刁、易牙、开方用,桓公薨于乱,五公子争立,其祸蔓延,讫简公,齐无宁岁。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

苏洵说:管仲死后,桓公重用竖刁、易牙、开方三人,最后死于三人之乱,导致齐桓公的五个儿子为争夺王位争斗不休,其祸蔓延至齐简公时代才得以平息,这期间齐无宁日。获取成功并非在成功的那一天,必有其源头;祸端兴起也并非灾祸来临的那一天,可查其端倪。齐国的兴起不在于管仲,而在鲍叔牙;齐国的衰乱不在于竖刁、易牙、开方三人,而在管仲。

苏洵举“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为例,认为“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讽管仲生前没有举贤自代,否则管仲的去世不会对齐国造成如此重大的影响。

苏洵引舜受禅后流放四凶,孔子任鲁国司寇诛少正卯的案例,认为管仲如生前将竖刁、易牙、开方三人除掉,在他死后三人不会酿成齐国之乱。

《晏子春秋》记载,田开疆,公孙接,古冶子是侍奉齐景公的勇士,三人居功自傲,齐景公二十年(公元前528年),晏子“二桃杀三士”,设局除掉三人,为齐景公消除后患,晏婴又向齐景公推荐了文能附众、武能威敌的田穰苴。

与司马迁的春秋笔法不同,苏洵执笔直陈己见:贤人治国容易造成因一人而兴国,因一人而亡国的悲剧。

太史公春秋笔法隐藏的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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