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符号，古董的乡土

广东惠州市作家刘明霞的随笔作品《用时尚解开水东街情结》说：“一条老街，一座老桥、一栋骑楼、一首老歌，无不镌刻着先人走来的痕迹及一座城市的精神源头”，“水东街已成为一个符号，代表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绪与意义”。我问刘明霞：“为什么是用时尚解开水东街情结呢？”她回复说：“有如我等小资闲妇的浪漫去解开那份古老里的摩登时尚，比如老式电话、密纹唱片、银制的首饰盒、老旧的美女图，旧上海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香烟广告，画上女人俏丽的眉眼。水东街像一个旧梦，总挂在铁艺床头斑驳的渡铜上。”她的意思是，水东街有很多的文化符号，这些符号其实是惠州人的精神标示。

联想到我居住的这个被唤作大福坪的小镇，探寻小镇的文化元素，思考着有哪些元素可以或者已经成为小镇的文化符号，顺着这一思路想出一个标题：文化符号，古董的乡土。

准确一点，本文所说的是地域文化符号，是一方乡土在经过时间洗涤之后沉淀下来的文化精华，是一种意义和理念的载体，这种意义和理念通过一系列外在特征表现出来的。在大福坪这方乡土上，先人留给我们很多的文化遗产和珍奇物品，即“古董”。这些古董沉积着当地的历史、人文信息，这些信息不可复制也无法取代，所以我说，这是“古董的乡土”。

贯穿大福坪全境的是湖南四大水系之一的资水的一级支流，发源于安化县东部山区桂岩山，全长79 .3公里，自南向北流经安化、桃江两县于马迹塘注入资江。沂溪河两岸，自古以来是成片的上等粮田，自源头往下有东山塅、阮家塅、白石塅、新桥塅、大水田塅、碑基塅等，这里的“塅”，其实就是连片的粮田。看中国历史，农业上最重要的改革是灌溉技术改革，灌溉技术的进步保障了粮食的收成，粮食产量的提高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和存活率，为一个地方文明的建立打下了憨实的基础。一地农民要想有效的灌溉农田，那就得倚住在河流旁，依靠河水灌溉粮田，所以河流在一个地方的文明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对流域地居民的精神信仰、心灵形象具有象征意义。

沂溪河流域农民通过在河道上作坝、作圳引河水灌田，下游居民甚至还直接饮用河水，所以，当地人无论做官做到哪个级别，做学问做到何等程度，只要一说起沂溪河就觉得亲切，也十分关注沂溪河流域所发生的事情，沂溪河实际上已成为大福坪人的一个符号。在当地一些农民采砂污染河水时，许多人联名向省市县官方或媒体投诉，要求还河水的清澈就是例证。

关于“大福坪”这一地名的肇始，当地有一名文化人研究认为：其一，沂溪河流经大福坪时顺山麓而下，当水流至一个叫干沙湾的地方时，因山脉转向使河水受阻水流回旋，在一个叫漩湾塘的地方形成一处较大的漩涡，即“大洑”，“洑”的词义是水流回旋的样子。其二，清代嘉庆年间，此地横跨沂溪河的四拱大石桥建成，据《大福桥志》记载，“桥工即竣，额之曰大福，非独吾邑人之利，即各邑亦咸享其利，以知其贻福于无穷也”。我认为，先有“大洑”的地名，而后因大福石拱桥“额之曰大福”，于是此地名大福，这一说法是可信的。至于这一“坪”字，《现代汉语词典》给“坪”字释义为：平地（原指山区或黄土高原上的，多用做地名）。安化县是山区大县，境内地形多为山脉，宽阔平坦的地方较少，人们习惯在此类地名上加上一个“坪”字或者“塅”字，如“东坪”、“黄沙坪”、“奎溪坪”、“太平塅”等。

调查发现，大福坪一带有村庄、湾屋、山寨、溪谷、景点、遗迹等地名将近1000个，其中相当一部分地名有“说法”，涉及历史、地理、文化、军事、人物等等。大福坪的地名，是一段乡土历史的碎片，是一幅当地风情的画卷，看似杂乱无章的地名，其实蕴含着众多的逸闻趣事，更承载着当地的人文底蕴，从而形成独具大福坪地方特色的地名文化。

任何人文景观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时代的文化符号。位于大福坪天罩山村境内的天罩坪，又名天罩山，海拔1175米，山顶平地面积2000多亩，山林茂密，云雾萦绕，风景幽美。自1905年开始，先后有挪威、意大利、瑞士等国的传教士以向当地民众“购买”的方式在天罩坪修建别墅、教堂、运动场、游泳池、医院等设施，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自此成为避暑胜地。位于大福坪中心村境内的凉水井，是观赏旧时安化十景之——“芙岭朝云”的绝好去处，清代建有庵堂，过去归化人（今东山、新桥人）逢盛夏有去凉水井“还愿”和“到凉水井界上歇凉”的习俗，此外还有大仑庵、响水洞、云雾山等避暑胜地。有专家研究，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关于避暑的文字，到唐宋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和都市的繁荣，避暑渐成一种文化。那么，象天罩山、凉水井这样的避暑胜地，其中至少承载了一段近代的历史，这种避暑文化能否成为当地的文化符号呢，应该可以研究。

大福坪境内的大尧土塔，塔身用三合土筑成，六方四级，高12米，塔檐盖青瓦，垂檐描彩绘，嵌雕塑故事，悬泥塑风铃。据考证，该塔建于清光绪16年（1890年），为湖南省重点文物。大福石拱桥，建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为邑人黄嘉菊等18人倡修，艰苦修造达7年之久，桥成“广容三轨，袤延十八丈，下成四大圆拱，圈高四丈，南侧四十三级以升，北侧三十二级以降”，为安化县重点文物。三星塔，距古石桥1千米处，建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塔高20.5米，六方七层，中空，花岗石砌成，下方为四方形塔台，远眺桥、塔，先人有“拈亏搭箭，将相出现”之说，为安化县重点文物。此外还有古民居、宗祠、风雨桥、墓庐等古建筑，这些古建筑技术高超，艺术精湛，颇具梅山文化风格，同时又有鲜明的大福坪特色，三星塔和县内梅城南塔、北塔有明显不同，就印证了这一点。

大福坪建筑的文化性格，是当地人在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之中培养、塑造而成的，其建筑式样大都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建筑这种人工文化是自然的有机延伸，研究大福坪文化符号课题，不能不重视这一方面。

大福坪地域文化属梅山文化范畴，梅山文化是一种原始渔猎文化，先民在长期艰苦卓绝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有过图腾崇拜，到近现代逐渐的还有了名人崇拜，而且渐成一种文化。历史上，大福名人主要有：罗绕典，字兰陵，号苏溪，生于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道光八年（1828年）应顺天乡试中举，次年登进士弟，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又授（任）武英殿纂修、功臣馆提调、教习庶吉士、顺天乡试同考官至正考官等，先后任平阳知府、山西督粮道署按察使、山西布政使、贵州布政使、贵州巡抚、湖北巡抚、云贵总督等，有《知养恬斋》等多部著作存世，咸丰四年（1854年）卒于军旅，晋赐“太子少保”，谥“文僖”。黄国旭，字元升，号云岗，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生，咸丰五年（1855年）为民捐躯，清代农民起义领袖。萧凯，1905年2月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党的地下革命斗争，1937年被派往延安学习，1938年出任中共安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1946年病故于大福坪小尧村家乡，葬萧氏祖山。

据中国新闻网2012年11月25日消息，台湾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原副所长蒋秋华在谈到景区“名人热”时说：“打造好文化‘符号’，才能助推旅游经济发展。”“国内能够把一些留有历史印记的东西重新发掘恢复起来，让后人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蒋秋华说，自己以前在读书时，就常常会猜想历史上的名人都是在什么环境生活、如何生活的。“台湾的历史比较短，想要感受千年的中华文明还是要到大陆寻找。”可见，名人文化至少可以打造为文化符号，为一方旅游业给力。

大福坪民歌主要有儿歌、樵歌、踩田歌、孝歌等。儿歌如“麻雀子麻，屋上爬，娘烧火，女绩麻，堂屋里绩，哥哥骂，炉子里绩，嫂嫂嫌，哥哥不要骂，嫂嫂不要嫌，难带我三五年”，可能反映的是旧时沂溪河一带年轻女子的凄苦生活。樵歌以咏唱爱情的居多，如《想姐想得莫奈何》。踩田歌是过去人们给青苗田打石灰，然后把石灰踩进泥巴里的时候唱的，内容繁杂，现在能唱的人不多见。孝歌是老者去世后，生者请人守灵时吟唱的，歌词类似祭文。

大福坪民歌散发着泥土的芳香，流淌着沂溪河人最通俗的词汇和最热烈的激情。初听起来觉得土得掉渣，但歌词贴近生活，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曲调优美，易于传唱，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地方特色。

乡土文化是居住于某一地区的居民思想感情上的区域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除在感情上有所反映外，有的还有一种符号作标志，即乡土文化符号。如同惠州市作家刘明霞所说水东街已成为该城市文化符号一样，乡土抑或地域的文化符号，折射的是当地文化遗存的精华，亦即“古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