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是百卉竞风流的狂欢季，亦是万树秀新姿的黄金期——春风颇解语，万物争荣光。明媚的春光乍泄，最急于向着春天迈出脚步的，怕是要数沿河旖旎的新柳。看，任是春寒尚料峭，鹅黄浅绿已堆烟。此番景象必引得诗情萌动的诗人们竞相吟咏。可是同为《咏柳》，唐代的贺知章、宋代的曾巩分别咏出了怎么不一样的味道？追寻时代的脚步，探究诗人的心声，从中我们一定不难找到答案。

赏析贺知章的《咏柳》，体会其笔下新柳清新灵动的神韵。

咏柳

唐 贺知章

碧玉妆成一树高，

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

二月春风似剪刀。

诗的首句“用典”与“拟人”手法巧妙结合，使新柳色彩的明媚清新与姿态的端庄柔雅，生动恰切地表现出来。很显然这里的碧玉有两层意思——南朝萧绎《采莲赋》中有“碧玉小家女”一句，用来形容旧时小户人家出来的美丽俊俏的小女儿，这也成就了后世广泛运用的成语“小家碧玉”。这里用“碧玉新妆”来形容随处可见的垂柳那亲切得仿佛来自邻家、新俊又好比初成的情态，真是再恰当不过。另外，“碧玉”还有翠碧莹洁的美玉之意，这样就把初柳枝叶的新绿色彩也生动地呈现于笔下。

次句“绿丝绦”呼应上句“碧玉”，瞬间把色彩翠碧姿态柔细的新柳枝条，那千垂万挂、如丝如缕的情状生动细致地描绘出来，使读者稍一闭眼就仿佛已置身一株通身翠绿的新柳之前，顿生赏心悦目之感。

前两句诗人极尽笔墨描绘新柳的态美色新，就如蓄势一般让人正赞不绝口之际，他却笔锋一转随即追问——如此美丽俊俏的新柳片片枝叶清新无异、精致如一，到底是谁的妙手巧修而成？末句顺势给出答案：那早春二月的春风就似一把锋利精巧的剪刀，是它让婷婷袅袅如美丽女子的新柳们披上了绿纱般的新装——诗人大胆新奇的想象、不受拘束的笔墨实在令人惊叹！

纵观全诗，无论是起句的“碧玉妆成”，还是次句承接时的“垂丝如缕”，抑或三、四句的创新性“把春风比作剪刀”的别出心裁……那么丰富而各具意趣的物象，诗人凭借高超的艺术构思游刃有余地把它们汇结一体仿如浑然天成。全诗既歌颂了春天万物勃发的充沛活力，又赞美了春天独有的美丽景致，诗人旷逸无羁的文思、独具一格的审美，和对美丽自然的无限热爱之情即刻跃然纸上。

诗作背景：这首诗作于唐天宝三年。彼时诗人奉诏回乡。临出发，享受了百官欢送的待遇。途中他坐船经南京、杭州，顺萧绍官河到达萧山县城，那时又有越州官员到驿站相迎亲随，再一道取舟回到南门外潘水河边的旧宅。其时正值早春二月，河畔新柳芽初放，岸堤嫩草始返青，加之望处杏花沾雨，吹面杨柳扶风，贺知章如脱笼之鸟般的心情自然格外安适舒悦。彼时他站在岸边形如鹤立，神姿英发，放眼展目四望，丝柳翠幕如帘，就挥毫写下了《咏柳》一诗，使丰神俊秀的新柳，活脱在他笔下，成为千古绝唱。

接下来我们再来赏析曾巩的《咏柳》，体味诗人以严谨审慎的态度剖解诗文背后隐寓的事理。

咏柳

宋 曾巩

乱条犹未变初黄，

倚得东风势更狂。

解把飞花蒙日月，

不知天地有清霜。

这也是一首咏物诗，但与贺知章的《咏柳》相比，的确是写出了截然不同的另外味道，我们一起来赏析。

诗的首句“乱条犹未变初黄”先呈现现象：新长成的柳条还稚嫩得未见颜色，便款摆姿态、旁若无人地乱舞起来——同样是把柳条人格化了，但明显带有讽刺贬斥的意味；次句“倚得东风势更狂”递进式描绘柔曼的枝条因为有了东风的助势变得更加恣肆张狂。这里的“东风”也有两层意思：既是指春风，也隐喻了背后某种更强大的势力。诗的第三句“解把飞花蒙日月”既生动地写出了柳树飞絮时遮天蔽日的自然景象，也一语双关地把柳树飞絮比作欺天瞒地的蒙骗行为；末句“不知天地有清霜”以画龙点睛之笔警示柳树：得意张狂之际别忘了世间不只是有春风暗度，更有着秋后的严寒霜冻的冷峻拷问！到那时紧凋急萎、仓皇败落便是你的最终结局。

诗作因时空阻隔、资料散佚我们无法明确知晓诗人的创作背景。但由诗作本身，我们却不难分析出诗人十分明确的用意：诗中以隐喻的手法，看似在写柳树，实则在借物喻人——把柳树比作官场上得志便猖狂的势利小人，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这些势利小人欺上瞒下、肆意妄为的下作之态及其背后邪恶势力助纣为虐的痛斥与蔑视。全诗状物与喻理并举，含义隽永而寓意深刻，读罢的确有振聋发聩、教人深省之感。

小结：

两首《咏柳》相比较，贺知章重在描摹春风中自然风物本身的美，其身心闲适的烂漫之思、热情洋溢的赞美之意皆溢于言表——这就是为后人称道的典型的盛唐之音；而曾巩笔墨却更为隐晦，状物之际更意在表现物象之外的引申意义，其心之沉思之重可见一斑。愚以为，两首连诗名都完全一致的绝句咏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当然跟作者所持心境不同、所历人生境遇殊异有着必然关系。但，两位诗人背后所处的不同时代更是造就两首诗味道不同的根本原因。这正如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提出的观点：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也就是说，两首《咏柳》的不同味道其实是代表了唐诗和宋诗的差别！

何以如此？当然是源自两个朝代完全不一样的社会政治局面及诗歌所承载的不同功能：

贺知章生活的时代恰值安史之乱以前的盛唐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彼时国家强盛、国力雄厚，人民也安居乐业。良好的社会发展局面为士人们带来了优渥的创作环境。那时思想上的兼容并包、文化形式上的中外融合，必然带来文化产业的繁荣，尤其是诗歌的创作更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那时的诗人胸襟开阔，气度恢宏，精神面貌自然也偏向积极昂扬奋发进取，他们创作的山水风物诗也多是抒发个人豪情逸致来表达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而诗歌特点也多表现为超逸灵动、生趣盎然的景象。如此说来，贺知章的《咏柳》自然是咏出了盛唐时期不一样的昂扬气象。

宋王朝建立以来，宋太祖吸取中唐以后藩镇割据、地方势力拥兵自固的教训，于上位次年便以“杯酒释兵权”的手段，解除了武帅们的权力，而改为重用文臣。崇文抑武的国策导向，令士大夫们在政治和学术上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他们的文学作品便兼具了道统与文统相结合的特点，成为了具有政治功能而又切于社会实用的文体。诗歌方面，他们则更加注重反映社会现实，让诗歌也具备了社会教化功能，借诗议论、以诗说理的现象遂成为了诗歌创作的普遍走向。而社会政治功能的加强，必然使宋诗抒情成分被削弱而表现为严肃有余、灵动不足，诗歌看起来就思深理重，更具刚健的骨力，这也就形成了与唐诗大异其趣的宋诗风格。

结笔：诗歌是时代的产物，也是诗人个人情思的外在流露。时代不同，诗人所处社会环境各异、心境也殊而有别。所以即使同为咏柳，两位诗人览物之情自然得而有异，这就必然导致他们吟咏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诗歌味道。